親人患尿毒症，因無力承擔巨額治療費用，陝西省安塞縣4個尿毒症家庭的成員鋌而走險，購買假髮票騙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住院患者費用補助共計43萬元。近日，尿毒症患者及其家人共6人被判處3年至5年5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其中4人緩刑3到4年。（5月3日《華商報》）
陝西這幾戶農民的行為，讓人想起那位“刻章救妻”的廖丹。雖然說，無論是廖丹的“判三緩四”，還是安塞縣法院“無主觀惡意從輕處罰”的判決，都做到了“情理法”的平衡，並再次驗證了托馬斯•阿奎那的那句名言：“法律之所以為人所信仰，並不僅僅在於它的苛嚴與威儀，更在於它的慈悲心。”但與此同時，這卻無法掩蓋另一個問題，即時至今日，當初困擾廖丹們的治療費用過重問題依然存在。
誠然，廖丹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大病醫保制度，不僅尿毒症被納入大病醫保範疇，而且在許多地方，患此病的特困群眾還能享受“二次報銷”的待遇。以安塞縣所在的延安市為例，按現有的補助政策，如果花費50萬，至少也能報銷40萬左右，後期的維護保養醫葯費每年需10萬左右，也可以報銷6萬左右。但鑒於透析治療的長期性，即便國家承擔大頭，經年累月，家庭負擔也不小。同時，“腎源花費不在報銷之列”則意味著，絕大多數患者無法通過換腎來獲得新生。
對此，除了希望公共財政進一步加大對於尿毒症患者的救助力度外，我們也有必要在醫保體系外探索其他救助渠道。事實上，從2011年起，石家莊、成都、福建等地的紅十字會就相繼啟動了對貧困尿毒症患者的救助工程。但一來，由於宣傳力度不到位，民眾知曉率低；二來，紅會坐等求助者上門的做法也妨礙了其推廣。結果除了媒體報道的一些“新聞人物”外，許多寂寂無聞的貧困患者依然得不到相應幫助。儘快改變這種現狀，不僅關乎廣大貧困尿毒症患者的生命，也影響紅會自身的公信力，意義重大、不可不察。
另外，推動器官捐贈的普及也有助於降低尿毒症的治療成本。眾所周知，相比透析，換腎是治療尿毒症更加有效的辦法，但囿於傳統觀念，國人對於器官捐贈的熱情始終不高。數據顯示，在我國150名尿毒症患者中僅有1人有機會移植腎臟。這一方面使許多患者錯失治療良機，另一方面也導致腎髒的黑市交易價格越來越高。
令人稍感欣慰的是，這些年，從高官帶頭捐贈器官，到相關試點工作的啟動，民間對於器官捐贈的觀念正在改變。就在前兩天，一場“千里送心”的行動在桂林、北京兩地間進行。如果這樣的情況能多些、再多些，“騙保透析”的悲劇說不定就會少些、更少些。
總之，無論是“刻章救妻”還是“騙保透析”，本質上都不是什麼法律問題，如果不能解決救濟渠道的缺失，即便法院再“仁慈”也無濟於事。過度關註法院是否輕判，本身就有點對錯了焦，而要想糾正這一點，顯然不能光靠“普法”教育。
文/王垚峰 （原標題：“騙保透析”的悲劇還要上演幾回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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